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有一对早期卢卡奇重要但却有着一定矛盾的两个理论，即他的历史自然二元论和他的实践哲学。在卢卡奇历史与自然的二元论中，他尝试保留自然独立性和历史中实践的现实性。而在他的实践哲学中又强调了历史行动在哲学上的意义，主张通过实践来统一主体与客体，但为了不陷入唯心主义，这一理论又不得不抛弃自然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无法像处理历史那样建构自然。这便构成了卢卡奇理论中的薄弱地带，一方面强调阶级意识在历史行动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搞定自然科学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卢卡奇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理想的角度出发，回顾他所预设的理性和意识在革命中的本体论地位，分析卢卡奇实践哲学的认识论作用并考虑将其限制在社会理论的范畴之中，最后，我们将尝试对卢卡奇的实践哲学和他的历史理论作出一致的表述，试图在一定意义上解决其冲突。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再强调德国古典哲学中存在着错误和局限，他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自由与必然性的辩证、价值与事实、形式与内容等等。但认为它未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并且其本身也在各种方面都受到限制。正如他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罗莎·卢森堡》中指出的，“它（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的局限性，只是即使他自己的的哲学也没有真正实现他的要求：它像他的先驱者的哲学一样，常常囿于同一种局限性。”而未能真正达到探索真理的目的。

卢卡奇在深入研究德国观念论的同时也对其弱点进行了批评，他试图表明德国唯心主义的矛盾和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现实矛盾的概括。德国古典哲学只是试图通过思辨以解决其矛盾，而这些“矛盾同时又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形成的”，以至于“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被自觉地当作问题”，所以德国观念论自然会在理论上尝试克服物化，将阶级的矛盾在思想上推到极点，虽然这样提出问题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作为哲学问题是深刻和重要的，但仍然不能指望它以其能力其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表现为：在个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其原则性和现实性行为在价值与事实框架下处于对立，而且主体和客体无法控制和理解这种完全的对立。在卢卡奇看来，仅凭哲学是无法做到对此种对立的克服，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接受将物化的思维作为思想和行动唯一可能的框架，其本体论基础是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德国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独立性和合理性，仍然受制于具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形态。虽然卢卡奇认为任何一种理性都是应该满足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但他却认为物化的范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一种不同的辩证的理性达到了主客体的同一，才使得其在德国古典哲学失利的地方取得成功，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用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卢卡奇区将社会主义的辩证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做了区分，并将其作为理性发展历程中的下一阶段，而不是把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将形式理性作为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有效的范式。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对理性的历史划分看作是与黑格尔理性理论决裂的重要象征，因为马克思主义优于黑格尔理性理论的一点就在于其科学性立场，即不将无产阶级看作理解普遍现实的“永恒的”阶段，而是将其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要形式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思，正如恩格斯将德国工人运动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实际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范畴把握为对存在和思想的物化，随即才发现了历史本身的辩证法，这个路径也被卢卡奇正应用在了他用以分析历史和社会的独创的元理论中。

卢卡奇实践哲学的目标则是将“理性需求”的实现和革命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一旦建立就意味着理性生活的实践将政治革命的行为包含在内，这样革命本身就被理性辩护了。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和卢卡奇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种基础性总结，“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正因如此，卢卡奇告诉我们，讨论辩证法其他构成要素之前要先理解的是：

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在马克思最初批判黑格尔时所赋予它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意义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还必须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理论能够和实践有这种关系的条件。“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或者像他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

然后卢卡奇总结道：“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后两段引述有一个共同要素使得它与第一段引述对立起来，即其中所包含的主动因素。就主体本身而言，它在理论上起着思考和行动的作用以此发起革命，但是（为了塑去造现实）更为主要甚至算得上首要的是，主体在客体或者说现实的维度中，正在逐渐改变其自身的形态。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与现实的互相趋近本身就是个会随着自身发展而改变的历史现实。

当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结构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而变得更加难以掌控，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对社会各层面的现实和历史发展活动的控制绝不会变得更轻松，虽然表面上看这个社会内在合理地继续分化为各式各样的局部系统，彼此相对独立地运行着，并且这些物化部分的理论和社会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对历史现实和社会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的局部系统和部分之间的互动方式是没有任何物化理论可以把握的。所以将社会作为整体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即使它作为部分的诸领域的物化已经被完善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HCC p138）

这个“总过程的不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反映出来，卢卡奇将其看作是满足需求的事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作为商品流通状态的这种资本积累手段进行的无意识反叛。资本主义在调动生产力满足人们的实用需求这方面显得无力，物化形式在这里未能成功做到对生产和对真正内容需求量的分配，即没有做到对使用价值的分配维持整个系统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体。

同样的“不合理性”却在阶级斗争有意识地出现，“力量的问题在这儿具体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的受到了非理性的限制，体现了它的规律失去了作用”（HCC p236）。阶级斗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尤为显著， 这直接构成了对物化观点的驳斥，而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则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立和严格的划分。在资产阶级看来，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无疑是对社会的解体，最终导致的是一种野蛮、原始与落后，但是卢卡奇论认为：实际上，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只是抽象劳动力没有被理解的内容，它对社会各部分对立的划分才是粉碎了它自己具体化的客观形式的元凶，并将这种理论实践直接表现在其历史行动中。在这里，总体性作为实际的历史推动力、物化表象背后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各种规范制度面前独立地显现，并且以一种它们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与之对抗。

在对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重新表述中，物化是各个被形式理性划分的社会部分形成自治的过程，它产生出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些领域彼此之间可以发生外在的相互作用。物化社会进行辩证的最终途径在于通过打破其局部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边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真正的实践颠覆。在人为隔离出来的局部系统之间建立联系是这种打破物化社会秩序最强有力的方式，通过这种策略，一种新的理性范式将自己强加在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物质基础之上，使各个部分局部系统可以以最原初的方式内在地相互关联，而非仅仅在“表面看来归入了一个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看不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p137)，代之以一种事实的关联证明了它们对人类社会底层的依赖性。正是通过这种颠覆性的调解，人类社会才意识到它自身，才掌握了自己的历史。

对于卢卡奇来说，这种颠覆的充分性足以让社会现实得以从物化理性的包围中逃脱出去：他声称这部分无限增生的形式理性在其不可战胜的“总过程的非理性”、经济危机以及来自底层民众的抵抗面前被控制住了。以此方式，卢卡奇就拥有了专门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后来这一理论得到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多元发展。

这种资本主义的局部系统中当然也包括举足轻重的自然科学，卢卡奇由于没有像给对历史一样给予自然一个优厚的地位，便被一众批评者谴责为唯心主义显然是不公平的。卢卡奇用历史的辩证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实现了历史主体-客体的辩证统一，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单单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批评也显然是不够的。卢卡奇理论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如果自然界中有些东西不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历史就不是所有其他东西源自的基础本体论领域。更重要的一点是，除非主体和客体在自然界中的同一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确立下来，不然它在历史上的同一就纯粹是宇宙中的偶然而已。在其二元论的世界观中，自然被视为一个不可化简的、无历史的纯现实，在这个程度上讲整个理论上层建筑就崩溃了，直接让卢卡奇的实践哲学沦为历史研究中一个更为有限的立场，它研究的不是本体论而是只能解决与历史认知有关的某些认识论问题，这样一来卢卡奇长篇大论建立起的辩证理性因为只与社会理论有关也就不会被蕴含在革命之中了。

事到如今，我们不妨试着将卢卡奇的理论在层次上提高一些，在理论宽度上降低一些，干脆将他的理论限制在历史认知和社会实践的立场，不与劳动的直接对象所接壤，而是在既定的自然对象化的基础上发挥起作用。让它作为局部的理论针对特定历史的实践对象，加上卢卡奇本身就认为历史结构的变化是其自然应有的因素，所以他的理论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时代诸环节中的一个，即继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之后文化方面变得愈来愈关键的时期，这似乎也体现了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原因，后来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家依据其立场创作出了数不胜数的著作。虽然自然的独立性和科学的普遍性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成了一个难题，没有被他很好的解决，所以其总体辩证法尚未达到总体的理论高度，但仅仅作为社会范畴中总体性，并不构成其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的理由。其实，卢卡奇本人承认客观自然，也承认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他所指的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尚未达到其真正普遍性的科学也就是被物化影响了的科学。

典型的批评来自德波林，卢卡奇认为，同一的主客体是有意识的无产阶级，是认识的主体、被压迫的客体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德波林站在”正统“的立场上主张知识永远不会与其对象完全相同，而是逐渐趋向于准确地描绘它们。真正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有待在劳动实践领域中找到的，而不是在革命阶级意识中找到的。在我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同一个概念下讨论问题，德波林说的是无意识的自然通过劳动和有意识的劳动主体达到统一; 卢卡奇说所说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在已经对象化的自然，即现成社会领域中的再次被形式理性所物化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这个局部系统的结果再次反作用到德波林的劳动实践当中，将原初的对象化以物化取代。或许有人指责卢卡奇本人其实将物化概念中对象化与异化混淆，但卢卡奇历史与自然方法论上明显的分歧使得他所断言的物化自然一旦没有在革命中被超越，就足以说明他并不敌视客观性本身。这与我们对卢卡奇建立的辩证理性不被包含在革命中的结论是连贯的，说明他并没有否认客观自然界的存在，而是暂时将它悬置，放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另一部分中，转而优先着手研究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也在致卢格的信中写到：“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而这在德波林所说的客观自然中显然是做不到的，只有在卢卡奇的社会领域或者物化的自然界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只有通过辩证理性支撑的革命才能实现的，将诸局部系统边界打破并使其内在联系起来，达到总体上真正的认识和掌握。 综上都可以体现卢卡奇的总体实际上是更加侧重历史而非客观的自然的，所以将卢卡奇的实践哲学退回到社会领域中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为了其理论价值做的一种妥协，我们没必要为此觉得遗憾，因为究其理论高度来说的确没有达到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不被限制的理性主义。卢卡奇早期理论对在历史中建立理性的尝试停止了，他的辩证理性在革命中的本体论地位固然是秉承着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理想的信念而发展的，试图达成真正总体的同一性，但自然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以一种真正存在回归。在历史客观性中产生的另一种理性则只好永远陷入自然与物化的关系之中，实践哲学无法做到对这种矛盾的穿透，达到真正的客观自然与历史的同一，所以只好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待。不过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卢卡奇理论中最璀璨的明珠，也是他作为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理论贡献，极大的发展了总体的观点，为马克思所未能见证的时代开创了理论的先河，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形式理性与德国古典哲学一脉相承的局限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辩证理性带来的革命何其重要。

而是逐渐趋近，可以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科学与诸多经济基础发展的同步，参看工业革命，的文艺复兴之类的，逻辑上相辅相成，所以才叫总体。卢卡奇的实践对象不是自然，但是人作为个体可以是自然物，海德格尔的理论，卢卡奇纯粹是在阶级意识的角度讲，所以自然主体客体都是不同与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实践哲学的差别，卢卡奇专注的是历史内的辩证法，不是历史与自然，但他和历史与自然辩证法并不矛盾吧，卢卡奇是二阶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项局部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外部效应难以用某种理性来把握。

卢卡奇的实践哲学有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他虽然在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