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处的知识背景与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这种思潮倾向于一种把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以主观精神和社会实践作为基础的一种独立的人文学科（Geisteswisenschaft）。卢卡奇本人可以说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作为左翼的代表，他为从阶级关系理解Geist进行合法性辩护，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纯粹理论上的还原，粗暴地从事物的形式关系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因此，他的实践哲学（praxis）与马克思的非常不同，因为它拒绝“人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man），坚持强调社会生活中人主观活动产生的客观实体，即人类现象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然而，卢卡奇的学说不应与狄尔泰或海德格尔的学说混淆，哪怕只是因为卢卡奇是一个远不及他们一致的历史主义者。虽然他所处立场似乎要求他以牺牲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信仰的传统为代价，而给予历史一个优先的特殊地位，但事实上，他从未能够走那么远。这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产生了矛盾，自《历史与阶级意识》首次出版以来，这些矛盾一直都是他的批评者所关注的焦点。我们将考察这些问题给卢卡奇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来的一些启发，并再次将他的立场与青年马克思联系起来，（因为后者与卢卡奇相比，肯定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最后，我们将综合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思想，解决实践哲学中的某些问题。 卢卡奇早期的实践哲学经常因其无法对自然概念和自然科学的真值作出一致连贯的说明而受到批评。我们将在这里回顾三种支持这种批评的论证：反对卢卡奇唯心主义的论证，物化概念中将异化和对象化错误的等同，以及萦绕在他理论中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自然二元论。虽然前两个批评是有失偏颇的，但它们确实指向了在最后一个批评下讨论的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德波林撰写了早期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批判，从列宁主义的角度指责其唯心主义。他的方法仍然是以典型的“正统”批评卢卡奇。首先，德波林指责卢卡奇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以此用他自己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来反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将责任错误地归咎于卢卡奇的辩证方法。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拒斥让德波林深感不爽，这也为卢卡奇带来了很多理论上的困难，但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卢卡奇所有困难的核心，尽管这些困难不是因德波林或其他什么人的批评才存在的。事实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拒绝了辩证法在自然中的应用，并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与恩格斯截然不同的解释。德波林称之为“辩证法的新概念，……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概念……”（Abram Devorin, Lukacs und seine Kritik des Marxismus）

德波林继续在《卢卡奇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论证卢卡奇是一个“在知识的范畴中就看到现实的实质或真理”的唯心主义者。在卢卡奇的辩证法中，实践和历史现实应当是在一个认知主体的认识中被扬弃(aufgehoben)的。因此，“根据卢卡奇实践（praxis）要实现的超越(overcome)只有经由理论，只有经由知识，而不是通过知识仅作为其部分的现实的自我发展。”德波林将卢卡奇的主客体同一性理论解释为一种传统的唯心主义立场，完全忽略了卢卡奇对主客体概念的元理论式修正（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下将主体指向具体的社会背景，将对象定性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社会成分，“意识”也是指特定历时条件下，阶级在实践中对自身和世界观的认识，而非个人的认识能力或简单地映射物质客观状态）。德波林宣称，“客体，被主体吞噬了。”很明显，由于卢卡奇并不打算让人类吞噬整个自然，自然世界必须被排除在这个主体-客体的同一之外，并且立即从辩证法本身之中排除出去。 德波林最后将卢卡奇的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比，进行了一番总结。对卢卡奇来说，同一的主客体是有意识的无产阶级，是认识的主体、被压迫的客体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德波林反对这种提法。他主张知识永远不会与其对象完全相同，而是逐渐趋向于准确地描绘它们。真正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有待在劳动实践领域中找到的，而不是在革命阶级意识中找到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其特定关注的客体，也就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自然，主体则是劳动，它们的统一（而不是同一性）就是生产过程。 和后来许多批评卢卡奇的人一样，德波林搞错了重点，因为他没有抓住卢卡奇阶级意识概念的原创性。在卢卡奇的意义上，“意识”这个术语与德波林所指的那种“知识”不是一回事。~~我已经在上面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梅洛-庞蒂似乎是第一个阐明卢卡奇的意识和“知识”之间区别的人。他解释道，“在无产阶级中，阶级意识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或知识，也不是一种理论建构，因为它是一种实践，换言之，比主体不足，比客体有余……（省流：有点主体，但不多）”在这个意义上讲，认为卢卡奇的意识“超越”了实践，或者主体“吞噬”了客体，简直他妈荒谬。克服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在特定历史现实中的对立，使它们处于本质上相互依存，彼此必要的关系之中是卢卡奇辩证法的目标。但是，通过将卢卡奇的主体曲解地定义为思想和知识的主体，德波林迫使卢卡奇的理论回到一个他预设的传统唯心主义框架中，而他预设的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为了逾越实践而设计的。 尽管有这些错误，德波林的批评确实准确地触及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诚然，卢卡奇的根本困难在于自然。他的辩证法是一种意识的辩证法——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辩证法，在这最重要的一点上不同于马克思本人的劳动过程辩证法。此外，卢卡奇无论在自然（概念）还是在自然科学上都没有一个连贯的理论。德波林把这些事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却没有成功对它们进行过什么有用的描述。

在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本人讨论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另一种批评路线，这肯定算得上是自己打自己脸的哲学案例。卢卡奇描述了他如何通过阅读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最终才承认了客观性在本体论上的优先以及对象化的普遍性；老年卢卡奇随即就说，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品对他来说简直变得“陌生”。许多其他批评者指责早期卢卡奇和黑格尔一样，把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并把它们混淆在物化的概念之中。如果这么说是对的，那这确实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但卢卡奇真的有把“物化”一词用来指代一般存在吗；他是否认同在其中区分出“异化”与“对象化”；总之，他是否认为他早年所谓物化的历史性超越就是黑格尔那种对一般客观性的完全扬弃（Aufhebung）？ 这种解释的难点导致卢卡奇最终拒绝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这同样也困扰着秉持正统立场的德波林。因为这种拒绝无疑表明，一个自然界所形成的客观领域未能在革命中得到超越，正如在黑格尔那儿一样，它在辩证法的过程中甚至都不构成一个瞬间。尽管如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偶尔会有一些段落似乎指向与这种解释相反的方向。有时，对物化的批判似乎延伸到了自然客观性的物化形式上，甚至有些段落看起来像是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像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这样的批评者已经上钩，他提出卢卡奇的自然“在形式、内容、范畴和客观性方面在历史过程的侵吞中，完全融入了历史过程” 出于某些原因，没有人继续完善这些论断中隐含的对卢卡奇的批判。因为，如果卢卡奇真的相信革命会在超越(overcoming)物化的过程中克服一切客观存在，那么他的理论将是严格一致的，但同时又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话，自然将被同一的历史主客体“决定”，在超越社会物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将改造自然本身。这样的结果将会像卢卡奇在他的新序言中所暗示的那样，更像是费希特式的，而不是黑格尔式的，但仍然明显是唯心主义的。为了不进一步阐述特定批评者的观点，我们可以试着建立一个费希特式的且更为一致的卢卡奇理论。它建立在以下命题的基础上，尽管这些命题并不符合卢卡奇的实际观点，但它们至少能大概地勾勒出一个与卢卡奇的批评家想象中相一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1.自然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范畴，因此自然世界没有相对于人的独立性和人类对它独立的认识。 2.物化是一个资本主义范畴，在这个范畴中，包括自然在内的整个存在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决定（posited）”的。 3.无产阶级革命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中阻碍了自然的物化。 4.由于现有的自然科学是被物化的，因此就其起源和有效性而言都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约，无产阶级革命在打压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打压了这些科学。 5.总之，历史主体—客体的同一也是自然主体—客体的同一。

卢卡奇理论的这一图式被过度夸大了，但其优点在于能使它和对卢卡奇的一般解释严格一致。如果批评者将一些这样的观点归因于卢卡奇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用唯心主义来指责他也是正确的：在这种形式下，他的理论将整个现存世界都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么一来，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区别就全部在于他坚持将这种构建活动限定于社会范畴内。 但是，这种让各式各样的批评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卢卡奇立场一致的建构，真的与《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命题有关吗？还是说它仅仅是这本书的言外之意？其实，就算你仔细研读过这本书，也肯定找不到支撑这种解释的关键性证据，反而会发现许多对相反解释更有利的说法。这就是卢卡奇这本名著中的阴间之处，好似有一种诡异的氛围笼罩着这本书，并且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文本进行的研读。如果卢卡奇真的提出这样（文化决定论）的立场，那他在填补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场这方面会非常合适；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哈哈。 那卢卡奇的自然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最常用来支撑上述解释的那些文段开始考察，不难发现卢卡奇确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过类似的表述，概括成最典的一句话就是，“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但他立即在下面的一句话中对这一说法进行了限定。全文如下：

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HCC p.305)

Nature is a social category. That is to say [D.h.], what passes for nature [als Natur gilt] at a determinate stage in social 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is [dieser] nature and man and the form in which the confrontation of man and nature takes place, in short, what nature signifies [bedeuten] in its form and its content, its range and its objectivity, are all socially conditioned.

（HCC p.305）

这段话的开头一句经常被引用，以表明卢卡奇相信自然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没有任何限制。但第二句非常谨慎，不讨论自然本身，而只讨论“什么是自然”。当然，卢卡奇明显希望我们理解这一限定，因为他在第二句中引入了“也就是说”，与前一句相当，但比前一句更准确。 事到如今，那个费希特式理论的前两个命题就已经失效了，因为如果暂且不谈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仅仅就自然本身而言，它是独立于人的，也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所“决定”了。当然，第三个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不能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抑制和改造，更不能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出现。在谈及无产阶级抑制物化的过程时，卢卡奇自己也清楚而毫不含糊其辞地写道：“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而这一过程的本质还在于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形式的物化，甚至会有一系列的对象看来或多或少没有被这一过程所触动。这首先指的是自然。”（HCC商务印书馆2004 p272）在这段话中使用“看来”一词并不是在使用一种对比手法，来表明尽管没有对应的表现，但自然的物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得到了超越；恰恰相反，它引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的讨论，一种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可能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恩格斯的提议。 尽管如此，如果暂不深究第四个命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继续肯定了一些非常相似的东西。他说：“进一步研究抽象的谁在先的问题，或进一步考察自然规律和资本主义两者的历史因果次序，这不可能是我们的任务。（尽管本文作者并不想隐瞒，根据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先。）“（HCC p.176）此外，在区分了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与历史上的主客体辩证法之后，卢卡奇指出，“对自然的认识的发展，作为社会形式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辩证法，这是不言而喻的”（HCC p.274）因此，自然科学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似乎仍然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些陈述，再加上对物化的批判，被科莱蒂和其他人用来塑造了一个“柏格森式”卢卡奇的非理性主义者形象。然而，卢卡奇本人拒绝将非理性主义视作对物化的直接反应。“面对‘生气勃勃的生活’，可以对形式上认识的价值从根本上提出怀疑（从哈曼到柏格森的非理性哲学）。”（HCC p.148）但是，卢卡奇写道，物化并没有因此而被超越：“现在这一点是否使人喜悦、顺从和绝望，是否可能通过非理性—神秘的经历寻找一条通向‘生活’的道路，这一点儿也不会改变这种实际情况的本质。”（HCC p.149）另一段重要的文字表明卢卡奇不同意非理性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攻击。在这些批判者对于社会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漫长而刻意的“柏格森式”批判之后，它似乎要在某些方面质疑一般科学的有效性，卢卡奇随即便指出：“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被运用于社会时，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HCC p.22）。

现在就可以概括卢卡奇对第四个观点的确切态度了。他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自然科学知识增长的条件，但他绝壁没有因此提出这些科学是错误的，更没有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废除它们或超越自然客观性的物化形式的推论。自然科学和作为它们基础的自然的物化概念的有效性似乎与它们的创造条件无关。卢卡奇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都将现代科学的出现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革命，同时也肯定了现代科学的独立的有效性。

最后的命题为唯心主义式的卢卡奇哲学阐释做了总结，即历史主体—客体的同一也是自然主体—客体的同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他在一条著名的注释中写道：

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HCC p.39注释「6」）

即使在后来的书中，卢卡奇颠倒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他仍然通过缺乏主体与客体互动这一点，明确地将该领域的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区分开来。 卢卡奇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形象始于1924年的德波林，并延续到科莱蒂等同时代人，但在刚才仔细研读过所有这些段落后，这个形象在无产阶级集合体的“我”、费希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式的、柏格森式的以及反科学的神秘存在主义先锋派等诸多层面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相当一般。他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否认自然的独立性，也不否认研究自然的科学的有效性。他对现代技术的谴责与马克思的谴责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以至于足以为其在众多争论中贴上“浪漫主义”的标签。 一些批评家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并注意到它在卢卡奇理论中所引入的二元论。事实上，在这个理论中，历史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分歧，正是只有这一点才使卢卡奇免受上文详细讨论过的诸多攻击。我认为，大多数认识到这种分歧的人都认为，它给卢卡奇的实践哲学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然而，卢卡奇二元论的诸多批评者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分歧致使将他的物化概念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等同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如果自然就像卢卡奇所断言的那样，在本质上是物化的和非辩证的，一旦它在革命中没有被超越，那么显然卢卡奇的哲学并不敌视客观性本身，在这个程度上，它与黑格尔的哲学大不相同。这些批判者为卢卡奇的各种思想创造出了一个经验上准确的图像，但对它们的批评在理论上却是不一致的。可怜的卢卡奇宝贝被指责犯有将应该分离的东西等同（异化和对象化）和将应该被等同的东西分裂（自然和历史）的矛盾之罪。由此产生的片面批评和之前我们详细研究的立场相比简直粗糙至极。 然而，指责卢卡奇自相矛盾的这种批判是有用的，因为它指出了他思想中的真正矛盾。有人可能会问，卢卡奇的实践哲学能否在接受自然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及其对象的独立性之后得以从其批评者的口诛笔伐中解救出来？既然这一实践理论追求的目标是证明“存在的核心是社会的过程。”（HCC p.32）卢卡奇的理论只有像德国古典哲学所说的那样，实现“从同一的主体—客体，（identische Subject-Object）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体—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两重性把握为从这种原初的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HCC p.165）才能够达到其理论的一致性。如果自然和对它的认识仍然是作为一个物化概念的残渣，这怎么可能实现呢？当同一性不能建立在自然科学上时，理性又怎么能建立在历史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之上呢？在二元论的世界观中，自然被视为一个不能再做简化的、无历史的现实，在这个程度上讲整个理论上层建筑就崩溃了。所以说卢卡奇看似是被从批评者那里解救出来了，其实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之中。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目标都是通过证明思想的规律和事物的规律在原则上都是一体的，以此来证实理性的力量。无论这种同一性是由上帝保证的，或者是在现象学中得到证明的，还是像卢卡奇那样，由历史实践建立起来的，被一种不接受任何界限的“英雄式”的理性主义所需要的同一性。我相信，这就是卢卡奇的目标：克服理性发展的每一个障碍，不仅在理论上和他的前辈一样，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如此。但他承认，历史和自然的二元论与这个目标是不相容的。 在论述卢卡奇哲学元理论的最后，我们不妨总结一下主体—客体同一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应满足的理论需要，这是给你们专心听讲的奖励，它们是：实践原则；历史即现实；辩证法。同一主体客体应满足实践原则的要求，即主体的行为“穿透（penetrate）”客体，深入影响事物内在本质；历史是现实的要求，亦即在具体意义上，所有的主体都是通过将其嵌入历史来解释的；以及对辩证方法的要求则是，因为在历史主体—客体同一性范畴内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在理论与实践、主体性及其对象化的互动中被中介的。 然而，这些要求又并不与卢卡奇的自然观相契合。社会对自然的“定位”，把自然简化为社会实践的对象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是在思辨性质的自然哲学背景下这么做，然而这个背景已经被卢卡奇正确地拒绝掉了。再者，如果自然界中有些东西不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历史就不是所有其他东西发源的基础本体论领域。更重要的一点是，除非主体和客体在自然界中的同一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确立下来，不然它在历史上的同一就纯粹是宇宙中的偶然而已。

后来的卢卡奇没有继续他在历史中建立理性的尝试；自然就像在他所拒绝的自然主义哲学中一样，再次以一种真正存在（being）的领域出现。另一种具有自身客观性的实践理性则伴随着历史过程而产生，因为在这样的理性中，主体和客体永远不可能做到统一。理性就永远陷入了自然与物化思想的矛盾关系之中，而这种矛盾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被实践穿透（perne）的东西。随着康德式的理性建构的全面回归，带来所有未被它超越的同时也是卢卡奇试图解决的矛盾。除非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否则卢卡奇的实践哲学将崩溃，沦为历史研究中一个更为有限的方法论起点。这样，它就不能再假装自己在解决本体论问题，而是只能解决与历史认知有关的某些认识论问题。理性也就不会被蕴含在革命之中，因为它只与社会理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