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相对于孟子的升格，荀子的地位相形见绌。人性的理解存在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不一定非要从人性论入手，现在理想人格不再不言自明，尝试对荀子身心修炼功夫论全面彻底考察。

一、“士”“君子”“士君子”“大儒”“圣人”：理想人格的典范：

孔子将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由“位”（血统）转变为“德”（品行）,荀子继承孔孟

1.士君子=士+君子

士：与君子一样，对理想人格的描述

“心”所能达到的这种境界，原本正是荀子用来描绘“士君子”的。至于“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同样是“士君子”达至的修养境界。只有达到如此境界，才能在“辨说”这种最易引起情绪波动的情况中始终居于“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的稳定状态。

对荀子来说，“士君子”相对于“圣人”仍处在理想人格的较低一层，因为当他从“知”的角度列举所谓“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役夫之知”（《性恶》）时，显然流露出一种层级意识

2.大儒

有很多贬义的带”儒“的复合词，正面只有一般意义上的“儒者”以及“大儒”两种，根本也在德行。

从其所谓“始”“终”来看，为学的最终目标虽然是成为“圣人”，从“士”到“君子”再到“圣人———层次

“大人”境界必须以“心”的某种特定状态为前提

二、“治气”与“养心”：成就理想人格的功夫实践

（一）作为身心修炼的“治气养心之术”

“士君子之容”与“学者之嵬容”，对荀子来说，“君子”人格必然在形体上有所表现。

“修身”与“治气”加以区别，修养不只追求身体方面的延年益寿，还必须不断提升自我的品德，“尧舜”而非“彭祖”，在于其道德品行而非自然寿命方面的突出。

这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指出，与“治气养生”单纯身体方面的功效不同，“修身”是一个身心兼顾的修炼过程。

（二）“气”与“心”的涵义

“血气”连用，先秦时代流行的一个词语，主要与身体相关。血肉之躯所携带的包括自然欲望、生理本能以及心理情绪在内的身体方。“气”与“色”相关，面部表情和言语声音

他更关注的仍是“心”，善恶最终取决于“心”所择之“术”。“心”、“术”概念不同，“心术”是心择取“术”后的心态。“心”本无善恶，“术”决定“心术”的属性。“心”由所择之术定善恶。

荀子的心并不能强说为“善”，“心”本身无所谓是非善恶，只有成为“虚一而静”的“大清明心”之后，才能在是非善恶之间有所选择，那么，又如何使“心”成为“虚一而静”的“大清明心”呢？

（三）“由礼”与“得师”：“治气养心”的方法

由于荀子所论之性指人的自然欲望、生理本能和心理情绪，所以，“性”与“气”在荀子文中可谓同一所指。

“气”即“性”，“治气”即“化性”。这里“诚”是指以“仁义”为内容的价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心”才能将“诚”（“仁义”）作为自身的内容而为“诚心”呢？

荀子“治气养心之术”的具体实践方法，关键在于“由礼”和“得师”

师比礼重要，师使礼不失其正。师只能是”士君子“、大儒、胜任，这些人使理想人格的典范，使切实可行

在“师”与“礼”之外，“乐”也被荀子视为身心修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如 《乐论》所论，音乐具有“入人也深”和“化人也速”的特点，可以使人情的流露不失中正，在声音方面“乐而不流”，在文字方面“辨而不諰”，在日用常行中“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因此，荀子认为，音乐作为身心修炼的功夫对于造就君子人格效果明显

三、荀子身心修炼功夫论的特点、价值与意义

是先“养心”再“治气”，因为“治气”的主体是“心”。“心”贯穿始终，起到了一个形式主体的作用。“心”本身只起到认知、选择和判断的作用，直接使“气”得到治理的“内容”方面，是“心”通过“师法”而修习与内化的“礼乐”（“术”“道”）。“礼乐”虽不能说是“主体”，因为二者都是客观的外部存在，却是“心”对治“气”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方面

先秦时期“轴心突破”的由“巫”到“心”本质上是一个逐渐“祛魅”（disenchantment）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那么，荀子可以说是这一过程中理性化最为彻底的思想家。

无穷倒退：最初的“师”和“礼”如何产生，只能归之于偶然。

即便我们不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追究最初的“师”“礼”如何出现，而肯定人类已经存在于一个“师”“礼”兼备的社会，对荀子来说，仍然要面对人心“得师”“由礼”能否必然的问题。

“善”无论在“性”还是“心”中都缺乏根源，只是一种心外的候选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师法”还是“礼乐”，对于荀子的“心”来说，就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楷式和规范，可以主动自觉选择遵从，但仍为“他律”，无法成为孟子那样基于“四端之心”而“由仁义行”的自我立法

孟子所描述的那种“由仁义行”的道德实践以及身心修炼，既不容易在个体身上时时出现，更不容易在大多数人中广泛发生。而与此相较，荀子“得师”“由礼”的身心修炼功夫，即便究极而言确属“他律”， 但无论就个体还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实践而言，都更为切实可行。尤其对一种社会文明（social civility）的建设来说，即便没有“仁义内在”的预设，也完全可以施行。

现实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要想通过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成就理想人格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恐怕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