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巫术，
彝族历史悠久
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
巫术的大师，功用，
具体的形式是什么
这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各个兄弟民族中一个人口达五百四十多万的民族，在四川省南部的大小凉山是建国以来彝族的最大的聚居区。彝族历史悠久，约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四川西部及陕甘青一带游牧的古羌人部落继续南下，这个支系与当地的土著部落融合为濮，《解集》中“徐广曰：‘羌之别种也’”。龙山文化发现的丁公陶文被学者冯时认为属于古彝文系统，他据此推断殷商甲骨文中所谓的人方以及西周时期的东夷说的就是彝族，这一推断或许能说明古彝人文化的成熟程度，其抽象思考能力有文字作为支撑，以至于能形成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而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西汉时期，在西昌和滇池等区域，就已有棘人利用平原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出农耕的记载。正是在西南地区尤其是大小凉山独特的自然背景下，诞生了古羌人的农耕文明的一支，在游牧部落和定居农耕部落的进一步分化下，各彝族先民地区在东汉和魏晋时期逐渐完成了从原始部落向具有阶级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后来各个部族的联合和互相吞奴役致使彝族在相当的程度上建立了地方的政权，在元朝蒙古贵族的争取下发展出了给各族首领分封世袭官职的土司制度，以此来统治当地人民。云贵川的彝族土司在明朝时相互联合，大体实行相同的阶级制度，基本分为土司及黑彝，白彝及家奴三个等级，大体上相当于君王和贵族，自由民或者隶属民和奴隶。在清朝时，彝区推行“改土归流”，土司、土目等部落首领遭到打击。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解放前，大小凉山的奴隶占有制一直作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存在。而我们在考察其中的宗教现象的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现实，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指出，“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归根归根结底是由历时发展的每一阶段上的所存在的经济关系来决定的。”（《马恩全集第三卷》说明）。本文的目标旨在以凉山奴隶社会为基础，研究其原始宗教观的起源和基础。
在吉狄马加为《彝族史诗〈勒俄特伊〉注释及语言学研究》所作的序中写道“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也是世界上留存创世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从近百篇的彝族创世史诗和宇宙起源神话来看，彝族先民对自然孜孜不倦的叙述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朴素自然观，这种世界观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解放前一直停留在了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阶段，这和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历程有异曲同工之处，马克思在借助古希腊人的文化和世界观论述社会发展和文化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指出：“希腊艺术和史诗”，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它“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生产而且只能在其中生产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的这一点是分不开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彝族先民自然崇拜的宗教形式和它处的及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是分不开的。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历史上彝族和历代中原政权甚至和在后来殖民时代扩张下与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有过交流，在鸦片战争后鸦片在西南地区的泛滥带来的军火贸易以及彝族家地盘的扩张，在《天菩萨》这部电影也有各部族之间热武器火并的场景再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扩散不仅未能导致解放前的彝族成为和其他民族思想上的同时代人，更没有成为历史上的同时代人，这值得让我们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凉山地区地理环境的考察，因为“在这里自然的肥力十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EGA I, p715)
彝族所生活的川西高原南部和云贵高原的山脉连绵不绝，虽然有许多适合耕作的坝子散布期间，但其社会经济仍然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交通的不便使各个地区之间被崇山峻岭所封闭，导致了经济不能得到发展进而陷入萎缩。即便是明初洪武年间修建的西昌卫城，也不过是偌大凉山地区中的一个弹丸之地，其外都是土司和黑彝的势力范围，自然也从事着与彝族先民一脉相承的生产方式。即使清代以来的汉族农民带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深入凉山，在也只是在很局限的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土地经济甚至是手工业的发展，未能撼动奴隶制经济在因为地理因素导致的底下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而更为繁荣的经济现实，更对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起到根本性的影响，这让电影《天菩萨》中洋娃子拿着洋枪为他的部族射杀敌人的剧情更加合理了。既然如此，从彝族先民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亦即宗教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部因素来还原彝族宗教观的起源和发展是最为合适的路径。
解放以前的彝族人民世居山区，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低下导致对自然有极高的依赖性。从古代开始，梁山彝族就将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就崇奉多神，将很多神明看作是天上的头人，其下又掌管着多个次级神明，这些神明们等级分明，有被描述成土司一样居于神山的恩体古，也有专管跑腿像奴隶娃子一般的小神仙。在彝族著名的史诗《勒俄特衣》中，讲述了天地于混沌中的诞生，四位天神开辟空间创造整个自然，后来在其中创造了各个物种以及六个太阳七枚月亮，最后才在烈火中创造出人类，英雄支格阿鲁在射下日月后，才构建起了今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人类从母系时代进入父系时代后才有了父子连名谱系，才有了藏族、汉族和彝族分别的祖先——居木三子，以至于有了川滇黔大地上他们的后裔及其部落之间的相互征战。面面俱到地讲述了创世到现在的世界过程，考虑到这部史诗写成于奴隶制的创立之后，也就一定程度上将奴隶社会的现实外化到自然界之中，使得神明或者自然在人格化过后被打上了奴隶社会阶级概念的烙印。同时他们也将灾祸理解为神灵的怒火，甚至将其理解为敌对的部族在借助神灵的力量施以诅咒。其实，这都是他们将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对象化到对自然中去的结果。除了对自然力量基于社会制度现实的解读，彝族先民还根据其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将山中丰厚的资源理解成山神的一部分，古代凉山茂密森林中的禽兽成为了古彝人重要的食物来源，山区多变的气候则为山神增加了一分神秘，使得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有了物质的根源，也同时使彝人生产实践更多地受到自然的自然的支配。
也正是这种来自凉山地区复杂多变的山区气候和险峻的地势的支配使得彝族人发展出了有其特点的灵物崇拜。《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形态》中将灵物定义为“人们通过不常见的事物或吉祥事物的出现，幻想某一物体在特定范围内具有神奇的力量，亦即其中附有精灵，降福于人”，彝族称他们的灵物为吉儿或布此，一种是贵重物件，如贵金属或者玛瑙制品会引得吉儿吸附其上，乱动就会使其受到污染，导致农业等生产方面受到损害。另一种是战斗圣物，叫吉时吉儿，其形态不一，但大都为幻想的载体，一般是动物相关的东西或者是战斗铠甲，甚至也可能是一团白茫茫的雾气。将其安排在房圈的楼上即可免受污染，定期为其酒肉供奉，在战斗前将柜门打开，想象其神力的发挥，便可在冤家械斗德胜而归。布此意为护身符，被幻想为可以保护肉体，尤其是在械斗中能刀枪不入，所以一般都会是贵重稀有的物品。但是在土司之间抢掠地盘的残酷战斗中，作为一个普通的奴隶怎么能以依靠幻想的护身符保全自己，又怎么能实现生活条件的改善。无论是什么样的吉儿，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希望颠倒地外化到现实中的结果罢了，在大凉山有限的生产力和生存空间以及因而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样的灵物崇拜是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深刻矛盾的体现，在生产力真正得到发展和解放之前，彝族的底层人民的只能寄希望于这些宗教的鸦片来止痛。
凉山的鬼魂和祖先崇拜也是如此，他们幻想人和动物死后的精灵可以变成鬼甚至可以变成梭呷吉儿，从而成为保护家庭兴旺发达的灵物，更进一步，彝族先民认为鬼可以被称为神，和他们将禽兽视作山神是一个道理，更是说明了他们鬼神不分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态。对于他们社会中譬如土司黑彝这样的上层的统治者，死后则会变成宰和惹，如果去到谁家就会带来丰收增产，要是没有进行供奉，则会带来灾祸。奴隶主或者在现实中作威作福，死后还要得到活人的供养，连人鬼都有等级之分，可见当时奴隶制度之下上层统治者压迫的严重，以及阶级矛盾的激烈。将祸福和疾病都归因于鬼魂，自然也会有毕摩和苏业这样的巫医从事治病清吉斋以及捉鬼赶鬼这类宗教仪式，这些都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受限的条件下彝族先民在奴隶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力下所采取的宗教上的解决，包括生产方面也不例外，需要通过想象的山神来缓解生存上的不安。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祭献的目的是利己的，所以人仍然是宗教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64页）。彝族奴隶社会的宗教是在其特定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下发展的结果，由于其生存环境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生产方式由于地域的局限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其宗教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变。这样的原始自然宗教叙事下无论是奴隶主还是黑彝白彝，抑或是最底层的奴隶，都需要这样的宗教观来面对自然和社会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并且在这样颠倒的世界观中趋向与现存同一。